一座城市的商品供给系统是由产地供应商、品牌方、物流公司及零售企业等多方商业组织搭建起来的动态网络。它具有很强的自我修复能力，但同时也需要适当耐心来恢复。
静态管理的时间一再延长，上海居民的基本采购和物资供给出现了严重不足，并且衍生出诸多价高质低、运费高企与物资浪费等负面现象。
种种情况都反复证明，这座中国零售业之都的商品流通系统，一度陷入极端困难的停摆。
面对如此困难的局面，上海的各类商业组织及个体在困境中做出应激式回应，自下而上地填补着庞大的零售网络中不断出现的一个又一个漏洞——保证基本合理的生活物资供给。
简而言之，团长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缓解了「最后一公里」的履约问题，但他们对于商品的质量、供应的稳定性甚至价格，都不具备掌控力，这几个问题又需要依靠整个社会商流信息与物流资源的紧密衔接。
由此形成一个由产地供应商、品牌方、物流公司及零售企业等多方商业组织搭建起来的动态供给网络。
我们访谈了几位身处不同环节的参与者，在过去的二十多天里他们积极行动、处理问题，通过他们的故事，我们尝试勾勒出一个正在努力重启的社会零售系统。
从3月11日起，她所在的社区就因为不断出现的确诊病例，而长期处在预期不明的封闭状态。4月1日，原计划解封的浦东新区没有解封，小薇意识到局势的发展远超预估。
在此期间，不断有商超门店、前置仓因出现确定诊出的病例而关闭，导致大量现有的商品库存无法流通到消费的人手里。
由于疫情防控的需要，大量市民不能出门采购，让最后一公里的履约压力几乎压在了城市配送环节上。
结果便是，即便能够营业的门店、仓库，也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履约困境，因为大量外卖员此时也应社区的要求，居家不出。
小薇说道，「当时已经有电子商务平台在组织供货，但受制于各方面限制，很多平台没能给出一个有效的履约解决方案，我就只能自己开团。」
作为一家MCN机构的老板，她此前通过个人既有的直播电商业务获得了一些厂家资源。当小区供给陷入紧张之后，这些资源让小薇获得了来自上游厂家的直接支持。
对于有着公司管理经验的小薇而言，团长仍是一份不轻松的工作。她需要协调社区内外的各方资源。「外部供应商资源蛮多，只是没有人去协调和对接，如果按照之前完全市场化的方式去做，根本做不过来。」
在对内组织上，团长最主要的工作是协调社区内的志愿者资源，小薇详细向我们介绍了其社区志愿者组织架构及工作流程：
整个社区负责团购的志愿者团队大致分为9名核心成员组和30名志愿者组两部分。前者负责梳理所有志愿者的工作流程，并每日复盘，优化当天出现纰漏环节的流程；后者则根据前者制定的流程，具体执行分拣、运输、配送等任务。
分组是为减少执行层面志愿者的工作负担、降低他们参与服务的门槛及时间成本。「每个环节都很复杂，我们这样操作不亚于一个真正物流公司的管理制度，比如几点去取啥东西，然后怎么分发，怎么避免拿错等都需要具体的流程去把控。」
经过实际操作中的磨合，小薇以及同小区中的核心小伙伴一起梳理出了总分组、运输组及客户组等各具体小组的工作流程：
总分组的任务是物资到小区后，在专门的区域进行物资防疫消杀、货品轻点，以及根据每户的订单对物资进行分拣、包装并贴上房间号。
物品分配完成后，则交给运输组的志愿者进行分发。小薇介绍，他们面向全小区征集来了七八辆儿童拖车，用于将分拣后的商品按此分批送到各楼栋的大堂。
此后，志愿者再通知各楼栋组组长安排志愿者下楼取货，并按照贴好的房间号标签逐层分发。
「每个环节都有核心的负责人，专门盯流程，参与具体执行的志愿者则按各楼栋梳理的排期表轮流工作。我们的原则是只要你们楼栋有采购需求，就必须出志愿者。」小薇说道。
对社区外部资源的协调上，小薇不仅要找到比较合适的供应商，还要进行适当的库存管理。这是一项复杂且消耗精力、财力的工作。
小薇自己总结有一套筛选供应商的办法——首先他们选品时会放弃冻品、鸡蛋的采购，因为这类商品对运输、配送的要求高；其次，库存量无法达不到上百份的供应商他们也不会考虑；第三，只有少数运力的供应商不会被考虑，特别缺少获得上海市内通行证的供应商。
据一家上海团购平台的介绍，通行证制度于3月18日左右启用，主要由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发放。4月以来，所有上路行驶的车辆都必须持有该通行证。
像小薇这样的志愿者团长，不仅要像一个小型零售组织一样经营，同时还承担了更大的风险。
首先是个人风险，具体表现仓库存储上的压力及经营成本。为了预防流程出错导致的无法履约情况，每一类商品小薇都会多买几单。每次采购多出来的库存通过发放给社区的老人，或志愿者内部消化。
经营成本大多数表现在群接龙的手续费上，这让小薇倒贴了不少费用。「开团对我来说是纯公益性质的。」
小薇碰到过这样的情况，他们的一个面包供应商工厂附近爆发了疫情，为了谨慎起见他们当晚取消了所有订单，「一定要第一先考虑疫情和安全问题，后面一旦出事，问题会很严重。」
除此之外，团长还要承担商品的稳定供应压力。这已经不在团长自身能力能完全掌控的范围以内了。「我们一般团购的份数在200到300份之间，但有些商品不是无限供应的。」
外地商品无法顺利进入上海，及时补给市内库存，是小薇在一段时间内在部分商品上没办法找到稳定供应商的主要原因。
补给上海的物流干线，是由各地通往上海的高速公路网络组成，进入四月之后，这个网络都处于缺人缺车的状态，也直接造成外地进入上海的补给线陷入阻塞。
「我们在四川的整个团队都在通过种种渠道找车。」瑞云冷链四川战区负责人孔毅说道。他现在的一项任务是帮助瑞云冷链服务的保供企业，联系愿意去上海的货车司机。
干线月已有预兆。孔毅的上海同事陈靖武更早察觉到问题。自3月20日以后，他发现愿意来上海的货车司机明显减少，并且运费价格飙升。
以成都发车的货运价格为例，司机跑一单的单程收费已从日常的9000、10000元，增至30000元。「很多地方的司机干脆就停下来不干了。3月底4月初，我们遇到过有价无车的状况。」孔毅说道。
孔毅感觉今年干线年初的武汉。当时，干线物流上的问题主要卡在湖北，呈现点状阻塞。
这一次，全国的公路干线交通网络上，出现了多地阻塞的情况，而上海正好是诸多阻塞点中最极端的一个。
自3月疫情反弹以来，东北、内蒙、山东、河南等多个主要发货地因出现货车司机感染的情况，各地通过减少开放的高速进出口数量，来加强防疫检查力度。车辆的通行时间因此延长，货车司机跑一趟长途的风险也变高。
一旦司机途径的城市行程码带星，他返回出发地后将可能面临7天或14天的隔离，货车司机期间会失去收入来源。更极端的状况是，司机上路后甚至会遭遇在途被封的情况，进不去城，也下不了高速。
上海外围层层设卡的状况更为严重，「货车开到苏杭地区，已经能明显感觉到层层设卡的情况了。司机停在高速通道口等上十几、二十几个小时都是有很大的可能性的。」孔毅补充道。
司机要想通过这一些关卡，不仅需持有行程码、健康码绿码，还要提供以做核酸时间节点算起的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由货主提供的上海市内通行证，「甚至还包括企业为防疫负责的相关承诺书，这些证明都让整一个流程变得很长。」
尤其对于远途且运输短保食品的司机而言，这些限制更让其按时、保质交货的压力骤增。
以成都发往上海的货车为例，全程近2000公里，司机需要跑36到38小时，再算上做核酸的时间，孔毅认为48小时核酸时效几乎不可能。因为高速沿途的服务站、进出口并没有配套的核酸检测点来帮助司机及时补上核酸时效。
「我们现在每天能调集发往上海的物资能装满15、16车，但平均一天也只能发出2、3辆车。」孔毅说道。
外地货车即使顺利抵达上海，它能否顺利被送到社区门口，仍然受限于市内货品的周转效率及人力。
陈靖武现在每天被迫呆在家里，感觉比去办公室上班还要忙。因为公司服务的保供客户从四面八方运来物资，还需要上海这边的统筹、协调。
陈靖武每天通过公司自研的线上星空系统，一方面要协同后方来的各路运输资源，另一方面还要处理订单在上海的分派等相关工作。
例如，孔毅从成都发到上海的物资抵达后，还一定要通过瑞云冷链在上海青浦区的转运中心换车、配送。陈靖武说，「大车是不可能在城区内分拨的，我们都要换成4米2的小车去做城配。」
这个分拣步骤是所有物资跨区域运送过程中的必经环节。在日常情况下，这部分工作是由物流公司在市内的转运中心、各企业仓库及批发商业市场来完成。
4月上海出现的特殊状况是，大量具有周转功能的仓库，遇到了因出现新冠确定诊出的病例而停止作业的情况。这导致大量商品进入上海后，无法以日常效率及流通量进行分拣、分发。
令陈靖武感到幸运的是，他们在青浦的转运中心从未出现过确定诊出的病例，因此坚持运营至今。它确保了外地保供货主提供的物资进入上海后，能顺畅的进行分发。
尽管算上职能部门的同事，瑞云冷链在上海的团队有150人左右，其中大部分人受限于社区的防疫政策无法返岗。
转运中心目前的所有工作，都压在了坚守仓库的4、5名同事肩上，他们承担了所有货品的装卸、分拣及配送工作。到目前为止，他们都没回过家。
4月中旬以来，随着中央各项会议、相关通知的下发及各方的努力，限制流通行业从业者流动的障碍，开始有了疏通的迹象。但是，上海的整个商品流通系统仍需要一些时间和更多工作来恢复。
珍味小梅园的创始人浦文明近期最关心的是生产的持续性。近期他们联合新希望推出的保供套餐销量猛增。4月12日，他们在一天之内就卖出了8000套。
浦文明觉得经历过月初的混乱之后，上海居民对改善型产品的需求在增长，这也是其预制菜产品订单量暴增的原因。但随之而来的供应压力不断增大。
因为干线物流上紧张的运力往往优先分配给了刚需保供产品，而留给他们生产材料所需的运力有限。「我们面临很大一部分问题是，在上海的工厂即便能帮我们生产，过一阵子也会发现做不了。因为原材料、包材都进不来。现在很多地方缺货是缺在这一些地方。比如我的袋子用完了，要去加印袋子，但袋子现在印完了也进不来上海。」
当商品的物流链路逐渐开始畅通后，商品的供应链管理任旧存在很多问题，它尤其困扰着上游的商品供应商。
因为整个商流信息的恢复仍需时间。闫吉勇最近就为这事忙得焦头烂额，他是德州的一名蔬菜供应商。
他现在接到的上海订单长期处在极端不稳定的状态，电话一个接一个，「需求一直在变」。
闫吉勇觉得，「现在能拿到上海通行证的企业非常多，他们通过各自的渠道都能联系上各生鲜产地，造成老百姓能够最终靠多个渠道相继下单，但比价之后会临时取消订单的问题。」
取消的订单往往已透过中间渠道下给了产地供应商，这就导致闫吉勇的库存管理、物流资源协调等环节总出现混乱。
产地供应商们面临的这类状况几乎难以避免，它是由上海商品流通网络原有秩序被打破所造成的。
以生鲜农产品的流通结构为例，作为日常消费高频且短保的一类食品，其流通特点侧重于高效周转，而非深库存。
正常情况下，外地生鲜农产品进入销地市场后，主要是通过多级批发商业市场或由零售集团搭建的一级或两级流通网络周转。商品流通链条最末端的订单，通过这套流通网络层层组织，集中对接到上游供应商手里。
但是，现在这条通路出现了层层断裂，迫使上游的产地供应商们，不得不与下游分散的需求方一个个对接。这正是闫吉勇当下碰到的问题。
这个问题本质上需要靠整个社会化零售系统恢复畅通来解决，而后者需要物流资源与商流信息的紧密配合。它是整个链条上从商品生产、加工、运输，到末端交易、履约各环节的疏通及统筹规划。
相较于个体团长、分散的品牌方，零售商作为距离消费者最近的末端渠道，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组织统筹货源、物流运力的作用。
以叮咚买菜为例，在3月初上海疫情局势慢慢的出现变化时，它就新增了30%的安全库存来应对订单峰值的变化，此后安全库存内商品结构一直都处于动态调整中。
「比如，刚开始用户都是买蔬菜、米面粮油这类刚需品。但一两周之后，有些东西已经囤够了，大家反过来就会对一些零食类、家庭消毒清洁类商品有需求，这些品的订单会有大规模的增长。再过了一周之后，又会有一些新的品类需求出来。」叮咚买菜商品开发中心库存管理负责人曹波总结道。
一方面，它们能最大限度地满足顾客端商品的供给需求，并且向上游供应商进行集中采购；另一方面，它们的苏醒更有助于其在运力紧张的情况下，合理协调运输资源。
「比如原来用9.6米的货车装1万多件商品，平均每三天发一次货，一周三次。现在通过订单及数据预判，一次凑够更多商品，改成更长的大车，一次性发过来，提高了效率及运输资源」
在订单组织、干线物流资源协调等各方环节问题理顺的同时，随着叮咚买菜从外地调来支援的人手一批批到达上海，他们在最后一公里的履约困境也开始有了逐步缓解的迹象。
上海零售系统的明显恢复还需要一些时间，但大家都在希望着和努力着，每天都能再好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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